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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博客:匪话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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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我一生的青春之歌   

2013-05-27 14:54: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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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被击中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一生美好的回忆,但在身体和心灵都处于成长状态下的青少年时期,最容易给人带来与其他时期不同的记忆。因为青春多愁善感、敏锐细腻、叛逆冲动。强烈的压抑与不解人生苦难的强说愁,齐聚一身,搅和得无处发泄的热血,需要找一个有表达力的出口,而音乐无疑最能拨动青少年美妙的情弦。

 

你的青春期遇着什么样的音乐,那是由不得自己的,因为你诞生在什么样的年代,那也是件偶然的事。小时让我上心的音乐是母亲教我的山歌、盘歌、扯谎歌,其质朴天然,在我个人的精神领域里无与伦比。换言之,我虽然出生于文革时期,但因为地处穷乡僻壤,故并未及早听到那些毫不讲理、撕声力竭、充满仇恨的歌曲,虽然上学后难免学了些,但从不觉得好听(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更不入心。当我上高中第一次到县城的时候,却意外地听到了邓丽君这样很舒软温馨的歌,如《甜蜜蜜》、《当我想你的时候》等,对于发育和骚动的青春来说,来得正是时候,熨贴巴适。

 

与听邓丽君歌曲时的偷偷摸摸,心跳加速,心怕被老师撞见相比,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和《童年》来得“光明正大”。不特如此,《童年》、《光阴的故事》这样的校园歌曲,非常切合当时厌学迷惘、多动好奇的青少年,也“配合”了老师珍惜光阴的“教育”。至于说“隔壁班的女孩”,则配合了我们初恋之“蠢蠢欲动”,而我们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则是《霍元甲》、《上海滩》、《少林寺》,这些打斗片和黑帮片非常切合青春热血无处释放的胃口。因此不妨说,第一次听到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和《童年》,就若受电然,击中了我。到了大学后,最击中我内心要害的就变成崔健的《一无所有》了,标志着我从校园歌曲欣赏到了摇滚乐。但多年后,再回听《光阴的故事》和《童年》,还是会回忆起那些听蝉鸣的中午和“懒懒虫”的黄昏,和死党同学偷偷到河边洗澡,在菜地里吸烟、喝老白干的情形来,有如前尘梦影,恍若隔世,美好而怅然。

 

成人后听的歌,无论如何好听,都不如未成年之前的歌,那么动人心弦、浸润心扉,这是为什么呢?是歌声本身在起作用吗?那当然是。但如果只看到这一点,你就无法分清同样美丽好听的歌,它带给你的感动为何不一样。这要从青春在人之一生的特殊地位来探索,才能看出它不易察觉的底蕴。

 

                         二:多味的“爱人同志”

 

由《童年》、《光阴的故事》到《爱人同志》来得顺利而快捷,但当时听着《爱人同志》却有一种文字和情绪上的怪异之感,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我们大陆的政治语境里,“同志”两个字被革命亲切感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像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大热天穿着中山装还把风纪扣给扣得严丝合缝一样,予人不敢有造次之感。同志与爱人联手起来,此种古怪的搭配,形成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这就像我们后来听到在港台谓“同志”为同性恋一样,令人诧异和新奇。爱人本来是四九年后大陆对婚姻关系的通用称呼,比那些方言性的堂客、婆娘、屋里的之类用途广阔得多。“爱人同志”的搞怪效果,使得我们在爱情的神圣里,有一种跳跃出来的审视之感。哼着“爱人同志”,符合彼时我们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歪叼着烟,招摇着穿过校园之嬉皮青年的口味,其实那时不少喜欢唱这歌的人,连女朋友都没有,不曾牵过手,更不用说有过初吻之类的快感。但大家唱得依然起劲,仿佛在集体消费中找到一种不孤单的心理认同感。这样的歌,在大学校园里风靡流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虽然在文革阶段成长,然由于偏处乡村,几乎没有什么信息渠道,对文革的了解非常肤浅有限。但随着我研究文革的告密和语文教材,并且读了一系列与文革有关的回忆录,对文革的了解和体察愈加深入,故后来再听《爱人同志》居然别有一番会心。“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说明罗大佑对解严以前的台湾社会的描写,非常切合大陆一九七八年以前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态。后来我在为《今天》杂志写作一篇长达万字的实证研究文章《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时,一边写一边反复听着《爱人同志》,其内心的怆痛远非昔年在大学时所听相比。“怎么分也分不清左右还向前看”、“悲欢离合总有不变结局”却又让我想起黄永玉先生回忆他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名文《这些忧郁的碎屑啊》里一个细节。别人问他怎么评价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黄说,党像一个大热天提着大包小包赶火车的妈,我就像一个跟在她后面慢慢吞走的小孩,不时哼哼唧唧,还嚷着要吃根冰棍。结果妈等着我到身边,给我一巴掌,我只好一边哭一边跟着她走。黄的一位老革命朋友听评价道:“娘希皮,吃根冰棍算个啥,准是个后娘!”我当然不相信每个人听这首歌,听“怎么分也分不清左右还向前看”一句时,会有我这样的听觉和意念联想。可见同一首歌,带给每个人的感受,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化差异,特别与自身的亲历和丰富的联想结合起来,必然有一个他人不曾有过的“罗大佑”。

 

三:自己的罗大佑

 

罗大佑的歌流行于华语歌坛,歌迷对他产生一种公共消费,自然他就成了一个公众符号。成了公众符号后,固然大家的感受有交集之处,但我在意自己的独特体验和个人听歌感受。比如他的《恋曲1980》对于我个人来讲,就远不如《恋曲1990》更来电,也许我的青春更切合后者的感受,当然也可以说后者的旋律和心情更让我能接受。同样的,早期听《野百合也有春天》没有多少感觉,经历过一些挫折和懂得对他人的尊重后,就听出了这歌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心境来,这说明歌曲必须与听者自身的情感状况和人生历练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心灵上的契合之感。

 

说起“歌者”与“听者”在心灵上的契合之感,我愿以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为例。《亚细亚孤儿》原是台湾著名小说家吴浊流的同名小说,后来据说香港拍成了同名电影,我在网络上搜寻了下,一直没有找着,故并没有看过。据说电影内容则改成国军与日军的滇缅之战,包括国共内战最后国军之退入中南半岛,其间家国之痛和同胞之间的杀戮,给人带来的痛创,听来至今犹有余痛。2012年2月份帮肋滇缅抗战老兵回家的孙春龙兄,在金沙讲坛演讲他帮助老兵回家的感人故事,我回来后写了一条微博:“昨天下午在金少剧场听了@孙春龙兄《重返缅甸战场——救赎与反思》的演讲,我对这段历史知道得不算少,但闻听那些伤惨的故事(伤兵的集体自焚,有一个小村的地名叫‘中国人在哭’),深感彼时和后来政府之无良,令人惭愧和痛心。当结尾放《亚细亚的孤儿》时,想起几十年来的家国之痛,禁不住当众热泪盈眶。”

 

我很少看央视,但柴静放在她博客里的“看见”节目,还是偶尔要前往一看的。2012年4月份最近一期节目是关于一位台湾老兵高秉涵先生的家国之痛和战友亲朋之情的,看毕让人感动无已。高先生把他那些在台湾无后人、在大陆也可能无亲人的死难老兵朋友的骨灰带回他家乡集中安葬,故片中多次播放罗大佑唱的《乡愁四韵》,令人潸然落泪,这是我多年听此歌没有的经历。柴静问他为何对乡情亲情和死难战友的入土为安看得那么重,高先生的回答可谓完全算是对《乡愁四韵》的经典阐释:“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想想自己常在寂寞的深夜听罗大佑演唱的《亚细亚的孤儿》而流泪不止,那是因为它常勾起我一生以及我们这个国家的伤心往事,正所谓“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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