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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博客:匪话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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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撰写的文学史   

2013-07-16 08:36: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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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而写文学史,在中国目下这种非常工具主义的应试教育之下,你会视为不可能的“天方夜谭”。可这在民国乃至清末,却并不鲜见,如物理学家丁西林写有不少戏剧、地质学家丁文江写不错的政论和游记等。大名鼎鼎的军事专家蒋百里与学者梁启超一同赴欧洲考察,蒋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后,请梁为其序,梁的序最终写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以应。这说明社会分工并没有让大家各自抱残守阙,而株守知识的一隅,而是在知识的海洋里联动遨游。更有进者,民国有名的法学家吴经熊先生,别说在法学上的贡献有目共睹,单是他一小册《唐诗四季》,其对唐代诗歌的细部理解和整体把握,可以让许多专门吃文学研究这碗饭的人歇菜。王维诗中的韵味和灵魂,阐释者何止万千,但均没有吴经熊先生说王维“有一颗天蓝色的心”来得更加令人震撼,正点而到位。

 

这位撰写文学史的物理学家名叫郑宾于,是中国固体物理的先驱、天线理论方面的专家。他出生在浙江乐清一个贫困的家庭,与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同学于浙江艺文中学,并于16岁时考取官费留日生,留日12年取得东京帝国大学物理学硕士。本来应著名物理学家施士元(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博士)之请准备到中央大学物理系教书的,后来携妻一行入川旅游,被时任成都大学的校长张澜强留下来,遂成为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对物理学教授郑宾于在专业方面的具体成就,我不甚了然,也没有相应的知识能够了然,但对于他的“旁门左道”却算是略知一二。大抵郑宾于在日本学习物理学的同时,也热爱中国传统学问,以我有限所见,曾于1926年《北大国学月刊》见到他两篇关于《诗经》的探讨文章,其一为《论三百篇后的风诗问题》、其二为《诗问题之后》。此间他还曾向史学大家陈垣先生请教谚语“赵老送灯台”的问题,陈垣在1925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专门作文“答郑宾于”。对于郑宾于的学问与成就,其浙江前辈蔡元培也不吝鼓励,曾集欧阳修句赠送他:“高文落笔妙天下,清论挥犀服坐中”。

 

查诸种资料,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北新书局1930年至1933年陆续出版了署名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三卷(是书曾于1938年重版),在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我没有读过《中国文学流变史》一书,无法完全证实其书中有多少创获,但从间接所知其为薛涛翻案来看,也算自成一说。别的且不说,单从写作和出版时间来看,其引领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的新潮是可以想见的。就我粗略所知,在郑著前面出版的,也就曾毅《中国文学史》(泰东图书局1915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年)、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9年)等少数几种,而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1932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年)等诸种享有大名的文学史,则在时间上瞠乎其后。

 

有人会说,你既然没看到过这部《中国文学流变史》,却又来说他写的一部文学史,那不是无中生有么?我多年搜旧书的经历中,有许多意外的收获,八年前我于旧书摊以十元之价得一册石印线装《中国文学史大纲》,十三叶二十六页(成都中南大街复兴公司代印),署名郑宾于著。此书是为浦澄中学所编的讲义——浦澄中学即为军阀刘湘所办,如建国中学为邓锡侯所办一样,彼时四川军阀在辟公园、修公路、办教育三件事上还是颇热心的——大学老师兼中学的课在民国时非常普遍,彼时成都石室中学的师资就比如今许多大学都还要强。《中国文学史大纲》内容只有第一编《叙论》,内容由引言、文学史是否科学?何谓文学?文学之起源、文学史之定义、本书之作意六部分组成。本书开篇辟首第一句即出人意表:“四千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学术上共同努力之总成绩,除了‘七乱八糟的一团’而外,再也别无其他长物,可以值得表彰者!”对科学的信仰加上激进主义风气传染,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吃惊。

 

我手中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是作者的一个自留校改本——即书出后作者自行修订,以便下次重版时拿出来订正的作者自留本——满本是作者红笔的校正和添加,连“叙论”写竟的日子1933年3月29日都是红笔添加上去的。如果北新书局所出的《中国文学流变史》系同一个郑宾于所为的话,那么这个“叙论”或许是从该书省编而成。郑宾于对日本用“支那学”来称呼中国学深致不满,留日多年的他对日本文化充满一些不冷静的态度,甚至不惜逸出正文来一段“爱国教育”:“且夫既为中华国民,要必自尽其天职!秉笔之士,既不克执干戈以卫社稷,如能举其固有之文化,以求发扬光大于世界,不亦尽其爱国之责欤?”(P11—12)不是说这段话不好,不是说它无意义,这在寇氛日深的年月非常让人理解。从另一个侧面亦可以看出,郑宾于虽然是一位科学家,但其情感之喷发于一般文士也不遑多让。

 

《中国文学史大纲》虽然只有薄薄二十六页,但内容却并不单薄。他非常提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撰写文学史,对历来的经史子集分类法极尽痛诋之能事。“夫经史子集,原非科学之专名,仅止著述之例类,国人安于所习,蔽所希闻,未尝睹科学之条贯,妄谓其研求为已足。怀‘抱残守缺’之志,存‘狭恐见破’之心,遂自以为可以振兴学术,发扬文化,多见其不自量也!”(P2)郑宾于用培根和冯特对于科学的分类及阐释,来做“科学分类表”和“东西方文学之质量表”,这在彼时所撰的文学史中可算是别出新裁的。并说“各种科学之特殊性质虽不同,然皆有其共通之目的。一切科学,皆系将多数人之‘经验’与‘事实’,凭藉知的构造用极‘精准’‘简单’与切实之文字记述者也。而此精确之记述,皆以表明各种事物互相关联之法则为归宿,故必对于种种事物,加以精密之观察与深刻研究,然后乃可发现其自然之法则,而为最有效力之思想者焉。”(P11)此种对科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精准论述,恐非他这样的科学家不能道出。

 

他在探讨文学史、文学的定义时,从章太炎、胡适、谢无量、梁启超、圣伯夫,到《古史辨》,旁征博引,联袂演出。但在阐述本书主旨时,却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矧以本书之作,原为讲习之应用,尤非专门之著述,故于渊源流别之外,尤应注意其材料之征引也。谨悬此旨,以为之鹄。倘若不幸而获世之诟厉,则犹庶几可存作者一家之言也。”(P13)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于文学能有这样较深的研究已属难得,但这样的成就却非幸致。抗战时郑宾于家住华西坝,其往来密切者均系出名的艺术家,如庞薰琹、吴作人、叶浅予、戴爱莲、李有行、沈福文、马思聪等,此前老同事吴虞在日记里亦记述过与郑宾于同赏京剧的雅事:“闻郑宾于与女生陈俊修来访,即往宾于处,听留声梅兰芳《祭塔》、程砚秋《玉堂春》、徐碧云《女起解》三折”(《吴虞日记》1931年2月24日)。物理学家而风雅若此,大概只有善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著有《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的汤川秀树可以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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